1976年1月8日，北京医院太平间。无影灯下，副院长韩宗琦握手术刀站在解剖台前。台上是周总理的遗体。
遵照遗愿，韩宗琦主刀解剖，刀划开腹腔，手停在了半空——器官几乎长满恶性肿瘤，1974年住院到逝世，总理经历13次大手术。护士推来医疗秤，记录最终重量：30.5公斤。一个身高一米七多的国家总理，被癌症折磨得只剩61斤。
韩宗琦缝合好遗体，用酒精棉球将血迹擦拭干净。“请张树迎和高振普进来，给总理换衣服。”两人是跟了总理大半辈子的贴身警卫员，双眼红肿推开门，高振普手里捧着用了多年的紫色旧包袱，边缘已磨出毛边。
包袱解开，最上面是灰色中山装，边角洗得发白，布料发硬。下面白衬衣，领口袖口剪掉破损后用别的布重新缝上，缀满细密补丁，再下面旧内衣内裤、旧袜子，件件有补丁，有的布丝稀疏透光。
韩宗琦的手抖了，他抓起补丁衬衣摔在铁车上：“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怎么拿出这样的衣服！”他一掌拍在铁车上，“你们平时就是这么照顾总理的？去拿新衣服！不行我自己掏钱买！”
韩宗琦不是普通医生，母亲是邓大姐在天津女师同窗，他从小叫邓大姐“邓姨”，1950年起就是总理口腔医生，在他心里，总理和大姐如同父母，长辈离世，连件体面寿衣都不能穿，他无法接受。
太平间里只剩压抑的抽泣。
“韩院长，别骂了。”张树迎抹去眼泪，“总理刚走，我们就商量去买新中山装，布票和钱都凑好了。是邓大姐下了死命令，绝不准做新衣服。”韩宗琦愣住了。
高振普哽咽道：“大姐哭着说的。总理添件新衣服都难，领子破了剪下翻个面接着缝。活着时不让做，走了还是要尊重他，不要浪费国家的钱。大姐说，新的旧的一样，一把火都要烧掉的。穿这身走，他心里踏实。”
韩宗琦看着旧衬衣，眼眶红了，他转身重新洗手，戴上干净白手套，拿起打补丁的内衣，声音沙哑：“过来帮忙。”三人围在台前，小心翼翼地托起总理。
韩宗琦动作极轻，套上内衣，将补丁整理平整，穿上换过领子的旧衬衣，一颗颗扣好纽扣，再合力穿上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和旧袜子，韩宗琦退后一步，整理好衣领，拉平下摆，摘下手套，深鞠一躬。眼泪砸在地砖上。
几天后，这具穿着补丁旧衣的遗体被推入八宝山火化炉，总理没留下个人财产，没留下骨灰，甚至没留下一件没有补丁的寿衣，十里长街，百万群众寒风中哭声震天，老百姓心里有杆秤——灵车里躺着的，是一个把一生都交给了国家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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